上文以专送骑手作为分析样本，结合算法控制的从属性分析，提炼出共同雇主的劳动关系认定困境这一问题。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新增规定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其二，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为为办理行政复议案件提供咨询意见，并就行政复议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其二，提请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的相关情况应当写入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行政复议机关如果没有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应当说明理由。二、行政复议的行政属性与确立更宽泛的行政复议范围复议范围的宽窄直接影响能够进入复议渠道解决的行政争议类型与数量，因而复议范围修订与主渠道定位中的整体数量要求密切关联，复议范围越宽，能够进入复议渠道的案件类型就越多，案件数量就有可能更多。关于行政复议委员会职责的规定，在不同阶段的草案规定中出现反复其不仅存在于行政机关，还存在于事业单位，其中后一种出现于《公务员法》第112条，与参公管理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相对应。另外，《刑法》第388条之一和第390条之一分别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其中都规定了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但这种离职的规定，与《政务处分法》第27条规定的退休的公职人员应有联系。

如果对其在理论基础上予以类型化，则可能会得出如下结论：规范主义不能成为过分严格守正的借口，功能主义必须成为拓展规制范围的重要渠道。其他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中依法从事领导、组织、管理、监督等公务活动的人员。[43]参见凌维慈：《保障房租赁与买卖法律关系的性质》，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73页。

采用协议的动因至少包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因国家政策变动需给予补偿、引入市场化或竞争等。当然，何为基本需要作出法律上的判断，如上文所述常与生存权相关。[64]与给付行政相关联的给付义务主要是第2项，即基于特定利益需求满足的给付。具体来看，救助类给付法律关系以公法关系为核心，涉及行政确认行为。

对于医保服务协议，只是在个别案例中，有法院明确指出，该类合同是出于国家政策对医保定点管理的行政合同，具有行政管理的属性。[8]参见[德]Eberhard Schmidt-Assmann:《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林明锵等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0-13页。

[30]此外，法院也多会审查相应行政机关是否具有发放补贴的法定职责。2.谁来行使给付请求权？个人在具有给付请求权之后，实际行使给付请求权的主体亦可能包含近亲属，他们可依法律上的继承权等因由具有给付请求权，如养老保险金中可纳入个人财产权部分的给付金额可作为遗产被继承。其中，是否给予给付阶段便需要对底线性的给付义务加以判断，在关乎公共性的问题上也不能随意采取私法方式。[62]作为受益性行政，行政给付领域采用契约的广泛性和便利性，使其与依法行政原理的龉龃常被忽略。

这些案例虽未明确论证双阶段理论等学说，但基于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相分离的实践，实则已被分离为民事、行政两端，也会出现因立法或相关规范定性不明而导致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均不受理的现象。法院裁判中，对于这类给付义务常围绕是否具备相应待遇给付资格、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给付职责展开。罗尔斯对正义原则进行了较为明确的概括与分类，他认为正义包括两项原则：其一为平等的自由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给付请求权主要存在于法定职责类的行政给付中，最终谁来给付仍需结合给付的项目展开，国家负有一定的兜底性责任。

[74]参见赵宏：《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第53页。从相应案件所对应的给付项目来看，工伤保险领域案件数量仍占首位，这也是传统的行政诉讼案件高发领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类案件数量也颇多，涉及五保户供养领域的案例仅收录3例，且案件数量自2018年以来也呈逐年下降趋势。

案例遴选标准仅在于从中找寻与类型化相契合的典型案例，研究方法上并非是围绕所有案例展开的群案研究。此外，上述几种基于法定职责的给付义务对公民个体权益的影响也有细微差异。

由此，我们需要去确定哪些给付义务必须由行政来承担，即行政给付义务的底线为何。通过这些典型案例的梳理，可将行政给付义务分为法定职责、协议和道义三种类型，并以此为基础架构相应的内在与外在法律拘束框架。法定职责类的行政给付与协议型的行政给付已成为行政给付义务履行中的两种主要型态。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23年第2期。此外，行政给付义务类型化的展开对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亦会产生冲击。由此，给付主体为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说，社会也是给付义务的主要承担主体，私主体亦在其中。

当然，基本生活的实质内容仍依赖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政府对定点医药机构的选择存在协议形式，即要求签订定点服务协议，而行政机关对协议履行情况亦需要监管。

[38]参见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13）湛行初102号行政裁定书。[51]参见张再林：《治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46]对于道义的理解可参考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相关论述，他主张每人都具有必须被他人所尊重的价值或尊严，不允许其他人奴役我们或迫使我们做出非自由意愿的行为，即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在其自身即是目的[47]。作者简介：胡敏洁，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37]参见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平民二终96号民事裁定书。第三种是协议，基于协议约定所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实现条件。这些目的都含有道义给付的承诺特征，是政治承诺的法律化。由此，基于该协议所展开的行政处理行为，包括停止相应的医保系统权限以及取消医保服务资格并不属于行政处罚。

此外，由于保障性住房是近年来的常见争议领域，笔者也对其进行了检索。而发展到以协议形式展开的行政给付义务，鉴于其中的契约活动常涉及公平、均等等权益实现，需要对公法原理的相关适用加以探讨。

即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所对应的那些行政给付义务原则上由国家或政府承担，其他不涉及这些内容的给付义务多数可交由私主体履行。由于其实现过程多以协议展开，对其目的的调整以及整体架构可归属于公法，协议部分可纳入行政协议的调整范围并加入一定的私法调整方式。

更重要的是，它将避免由于配给正义原则可能导致的不正义分配的积累，保证一国之内的分配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符合正义要求的。如住房保障的义务，相关的基本生活虽然并未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但基于《宪法》第14条第4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要求，既然我国在法律制度上采取了绝对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义务，那么，基本生活的保障标准便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家对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保障义务在宪法层面上也受到严格拘束。

[33]参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行申209号行政裁定书。谢立斌：《中德比较宪法视野下的人格尊严——兼与林来梵教授商榷》，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4期。[68]参见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13行终28号行政判决书。[40]有时，依协议类的给付义务也会转化为法定职责类的给付义务，如上蔡县五曜种植有限公司诉上蔡县人民政府案中，法院虽然认定香菇产业扶贫协议属于行政协议，但本案诉讼却是要求上蔡县人民政府依法履行奖补义务的纠纷。

这意味着诸如医保协议在内的此类多主体协议属性或仍待后续相关立法进一步明确。这一层面上的给付涉及公众面广泛又关涉平等、公平等价值，故仍应以国家和行政机关给付为主。

如，在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落实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和贫困人口赡养政策系列行政公益诉讼案中，检察建议提出对全乡已享受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和贫困人口赡养政策的人员进行重新审核，全面核实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即便不能清晰明确地识别其中的行政行为，但仍可相对厘清民事法律关系或行政法律关系。

如，精准扶贫等可以在本质上归为道义驱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带有救助型行政给付义务的属性。例如，上文所提及的随县神农医院案中，随县神农医院和医疗保险服务中心之间是行政协议关系，但停止医保服务协议后拒付的是理应在院但未住院的病人医疗费用，同时还涉及医师资格的取消。